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的内涵逻辑、时代价值与实践进路
徐闩锁
（徐闩锁，1929cc威尼斯博士研究生）
2019年1月，习近平在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新质战斗力”的概念，指出：“要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增加新质战斗力比重。”[1]随后，习近平在不同活动、重要会议中多次谈及这一概念并作出相关指示批示，强调：“要加快发展先进装备，加紧培养专业人才，加强针对性对抗性训练，推动新质战斗力加速提升。”[2]2024年3月，在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统筹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作战力量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党的二十大后，党中央从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局出发，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为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提供了难得机遇。要乘势而上，把握新兴领域发展特点规律，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要增强创新自信，坚持以我为主，从实际出发，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原始创新，打造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增长极。”[3]“新质战斗力”的概念不断被论及和阐述，这些原创性的论述，关于不仅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4]的优化与提升指明了前进方向，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主动的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对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强军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新质战斗力”作为一个全新的学术概念和重大的政治范畴，在新时代世界大变局的时空境遇下究竟展现了何种形态和内涵？其生成的理论来源与历史演进脉络是什么？理论话语的原创性价值具备何种独特的贡献与意义？以及在实践中何以孕育形成？可以说，对这一基本问题域的研究和阐明，已成为学术界的重要任务。基于此，本文试图从以上几个方面对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尽可能地完整呈现其理论与实践面向。
一、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
战斗力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的概念，狭义上是指武装力量（军队）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亦称为作战能力。就此而言，“战斗力的基本构成要素是人、武器装备以及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方式”[5]171，其不仅决定着武装力量在执行军事任务中的作战方式和实际效能，还是维系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从“战斗力”到“新质战斗力”，不仅是话语概念的演进，还历史性地确证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乱云飞渡的国际局势下对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深刻把握。同时又更凸显其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鲜明特质，即致力于理论与实践创新，摆脱传统战斗力生成模式和发展路径，实现对战斗力构成要素的优化调整和创新变革，推动其发展动能的新质生成，以“深入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6]16，从而在新时代境遇下形成以高素质的军事人才、先进的武器装备、完善的军事力量结构编成为核心的先进战斗力（新质战斗力）。正如习近平所说，“国家大柄，莫重于兵”，“要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充分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3]。学习和领会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其认识对象指向于“战斗力”，但关键在于研究场域中对其理论概念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转向了对“新”和“质”的凸显和强调上[7]。这种转变体现了对战斗力构成要素认识的深化与拓展，旨在挖掘其内在的创新潜力和质量提升的可能性。概言之，新质战斗力之“新”，本质上既在于与“新质生产力”相契合，又在于“新兴领域战略能力”之新；新质战斗力之“质”，不仅意味着军队现代化建设实现了更高的发展“质量”，更代表着新的历史方位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开展军事斗争、塑造安全态势、遏控危机冲突，打赢未来战争的能力[8]56。
（一）新质战斗力是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斗力
新质战斗力之所谓“新”，根本在于新时代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及其生成和发展要素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发的“新质生产力”相契合。这种契合性，体现在新质生产力为新质战斗力的孕育和形成提供了先进的武器装备、高素质的军事人才、科学的作战理念等核心要素。从世界军事发展史中，不难看出，军队战斗力和社会生产力之间存在紧密而复杂的关系。恩格斯曾指出，“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9]174。这深刻表明，军队的整体态势及其战斗力的质变跃迁取决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其中，“更好的武器”是指新的社会生产力所引起的武器装备的重大改革。在资本主义时代，随着铁路、电报等新生产力要素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尤其是在欧洲战争中不仅成为当时“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催化剂”，还深刻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和方式。正如恩格斯在描述原始的体系化作战模式所指出的那样：“铁路和电报现在已给了有才干的将军或陆军部长一个在欧洲战争中采取完全新的策略的机会。”[10]562这充分显现了某一军队的状况和它的战斗力取决于该军队产生和活动的社会条件[11]14。面向新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应用以及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最新质态，它在开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由此也意味着更多的新兴领域、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不断被探索和生成。而这也将推动“新域新质作战力量”[8]56的比重不断增加，军队所具备的战斗效能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作战能力。如同恩格斯所指明的，“新的生产力同样是军事上每一种新的成就的前提。”[10]562另外，“士兵成分的改变”是指“新的生产力”的出现所引起的士兵综合素质的变化。新的历史方位下，在新质生产力生成的现实情境中，不仅涉及领域新，且有更高质量的劳动者、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和更为广泛的劳动对象。自然地，战斗力的构成要素也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不断累积、创新，实现新“质”的转化，推动新质战斗力的孕育和发展。对此，习近平曾深刻总结道，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12]。由此见之，社会生产力的累积和发展不但为军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还成为培育军队战斗力新的增长点。那么，习近平提出的新质战斗力在本质上就是与新质生产力相契合的战斗力。
（二）新质战斗力是以新兴领域战略能力为引领的战斗力
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反映了生产力最先进部分，既是大国军事博弈战略性、前瞻性、引领性的主导力量，也是形成非对称优势和新质战斗力生成的重要源泉[13]。可以说，它不仅深刻改变了现代战争的作战方式，还对战争形态的历史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新的历史起点上引领人民军队战斗力新质生成的先进动力。据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观察，“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凡是能够最有效地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迈向另一个领域的国家，都取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14]。新时代境遇下，习近平强调：“要把新兴领域改革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突出出来，构建自主自强、开放融合、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更好推进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现代战争的时空特性，坚持“以加快新质战斗力供给为牵引，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健全先进技术敏捷响应、快速转化机制，构建同新兴领域发展相适应的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3]。如在科技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元宇宙等前沿科技取得重大成果，推动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快速迭代升级与优化，为军队战斗力的新质生成注入了强大的新动能；在信息和网络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加速涌现，不仅具备强大的信息获取、处理、传输和防护能力，指挥控制系统的深度、广度、强度也得以不断深化拓展，有效提高了人民军队的作战效能；在太空和深海领域，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不但具备探索、开发、利用和保护太空和深海资源的能力，还开拓了战略新空间，增强战略威慑力；等等。习近平之所以高度重视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根本原因在于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涵盖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是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国防科技以及军事力量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深刻影响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主动，具体表现为新兴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动战斗力各要素发生了深刻变革，新的作战概念和作战样式也不断涌现，为新质战斗力的历史生成提供了有力支撑。正如他所言，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对打造新质战斗力增长极、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和双向拉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3]。基于这些现实性问题的总体考量，习近平指出要乘势而上、突出发展重点，抓好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有关战略和规划落实[3]，“推动新质战斗力加速孵化和生成”[15]。质言之，习近平提出的新质战斗力是以新兴领域战略能力为引领的战斗力。
（三）新质战斗力是以新型作战力量为标志的战斗力
新质战斗力之所谓“质”，核心要点是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建设在新质生产力的有效供给中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成为在全域范围内快速响应、有效执行各种军事任务的新型作战力量，如信息支援部队、网络空间部队、军事太空部队[16]。当前，面对世界军事革命的新趋势和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习近平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扎实做好各战略方向军事斗争准备，……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保障力量”。可见，习近平在纷繁复杂的世情国情军情中科学洞察新型作战力量的重要作用，即“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未来战场的制高点”[5]15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按照全面建设的思想奋楫笃行地推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形成了不再局限于物理域的战斗（传统的陆地、海洋和太空），而是拓展、延伸至心理域和认知域（如无人作战、智能作战等形式）综合展开的新型作战力量。同时又在其驱动下，推动军队战斗力在新时代境遇下超越传统地理空间范畴的场域维度，实现了新质的融合跃迁。首先，新型作战力量以加强军队党的建设为根本保障，注重在全军范围内开展各种形式的党内教育，并以此为基点系统构建了常态化长效化的理论学习教育机制，从而锻造了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6]16，使其在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中转换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强大战斗力，如同恩格斯所指明的，“精神因素，勇敢，在这里立即化为物质力量”[11]319。其次，新型作战力量以打造“能打仗、打胜仗”的现代军事力量为主线，始终坚持把实战化的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在提高实战化水平的同时，还进一步“完善军事力量结构编成”和“体系优化军事政策制度”[8]56，推动各类军事力量以及军事系统运行效能的优化整合，形成科学高效的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和全域作战能力，锻造出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人民军队。最后，新型作战力量不断与新质生产力的高效融合，以新兴领域战略能力为内在引擎，较之于传统战斗力，新质战斗力能够迅速吸收和应用新技术、新手段，从而在现代战争中生成灰色超限、无人智能作战等方面的新型作战力量，凸显出高度超越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前沿性。总而言之，新型作战力量是衡量新质战斗力的重要尺度，在其驱动下成为军队战斗力发展的新生长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更有力的战略支撑。
二、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新时代提出新实践，新实践提出新课题，新课题催生新理论。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作为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其原创性地提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新质战斗力是什么”“生成新质战斗力为什么”“打造新质战斗力怎么做”等时代之问的科学性回应。显然，作为上述议题的答案，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的生成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生成有着特定的内在逻辑：即理论、文化、历史等维度相互交织、内在耦合的结果。可以说，它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军事理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还是对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战斗力历程的探索与总结。
（一）理论根基：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其基本原理特别是它的科学军事观和方法论，不仅阐明军事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的内在联系，还科学洞察军事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成为无产阶级建设军事力量、从事军事斗争的强大理论武器。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吸收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上产生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17]，“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18]329，“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追本溯源，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生成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科学指引。因此，探寻其理论缘起，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中加以认识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虽未明确提出“新质战斗力”的话语概念，但其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已经指涉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律。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武装力量（军队）以一种最直接、最尖锐的方式出现，成为敌对的国家、阶级和社会政治集团之间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暴力工具和重要手段。尤其是18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得到了普遍发展。于是，这一历史时空下的资产阶级，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9]35，不仅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原有的孤立状态，甚至“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9]35。在这资本积累和扩张的过程中，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孕育和催生了各种矛盾和冲突。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和利益，资产阶级往往借助武装力量（军队）去镇压“异己的存在”（被压迫的阶级）。由此见之，军队是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斗争的产物，其存在和行动不仅代表着特定阶级的利益，更是阶级社会冲突与对抗的直观体现。恩格斯曾深刻总结军队在阶级社会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指出：“政府的物质支柱是军队”[20]596。但彼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的腐蚀渗透，并没有认识到“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9]191，在社会运动中放弃了对独立武装的建立和领导。这也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成因。历史也恰如经典作家所指出的，“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20]。
为了唤醒“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21]，建立独立的军事力量以适应时代要求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恩格斯曾在《美国新百科全书》的出版物上发表了《军队》《骑兵》《炮兵》等一系列条目。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深刻论述和总结了人类社会的军事问题，不仅揭示了战争和武装力量的产生及其历史条件，还彻底研究了军队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和特点，指出了军队的组织、战略和战术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变化。不仅如此，恩格斯在辩证地研究武装力量的发展时，更创造性地把这种发展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具体地联系起来，指出：“军队的盛衰取决于某一形态的形成和瓦解的过程。”[11]12对此，马克思曾指明：“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22]可以说，这一时空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把握了军队战斗力构成要素及其生成发展的一般规律：“武装力量的性质和类型以及它们的特点、装备和战术，部队的编制和训练方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取决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的阶级结构”[11]12。由此，他们进一步强调，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要以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国民自卫军代替常备军。可见，经典作家的语境中已内在地蕴含着提升和发展“新质战斗力”的历史自觉和思想基因，不仅揭示军队战斗力与生产力、尤其是新的生产力因素的内在关系，还阐明其独特作用、演进方向和特点规律，为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建立和发展独立的武装力量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引和坚实的哲学基础。
由此见之，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区别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家的根本之处，即不能把武装力量的发展看做规律性的过程。新时代以来，习近平继承并创新着经典作家这一重大思想理论的基本观点：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军队的状况及战斗力，并充分结合新的历史环境下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变化着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境遇，不仅科学研判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即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同时又强调以新质生产力的独特优势打造新质战斗力的增长极，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深入发展。由此表明，新的历史方位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运动发展的时空下适时根据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发展变迁，科学制定与之相契合的路线、政策和方针，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且科学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而这也正是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继承与创新的最准确注解。
（二）文化溯源：对中华优秀军事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在五千多年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刻苦耐劳的中华民族和开拓进取的中国人民在厚重的历史及现实生活的有效助益、启迪和激励下，既创造了源远流长和绚烂多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培育了价值崇高和独具特色的军事思想。它们超越时空变迁转换、历久弥新，以其“果敢、忠诚、担当、奉献”等精神内核和丰厚的哲学思想，不断滋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尤其是在表达和阐释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活中积累的战争观、天下观，许多关于战争和军队的本质、目的和策略等方面的经典言论和道德践履，在历史的长时空中构造和凝练了无数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叙事和箴言典故。这些叙事箴言所蕴含的诸多关于战略思维、战斗精神、作战方式、军队建设的理念，随着时代迁移不断与时俱进地深深嵌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积淀和精神标识，激励着中国共产党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和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推动国防和军队的深化改革，锻造出新质作战能力的现代化武装保障力量——人民军队。
古代经典中，《孙子兵法·始计篇》有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了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以及战争和军事要深入研究和慎重对待的态度。这种思想在中国特定的时空场域中实现了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人民军队新质战斗力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智慧的启迪，即要注重练兵备战，善于运用战略思维、精准决策，不断提升军队的作战效能。新时代以来，面对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的新态势，习近平指出：“安不可以忘危，治不可以忘乱。我们捍卫和平、维护安全、慑止战争的手段和选择有多种多样，但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手段。”[6]15新形势下，“要坚持底线思维，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及时有效处置各种复杂情况”[23]，着力提高军事斗争准备质量和水平。又如，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蕴含的战略智慧和战术原则，在新质战斗力的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新质战斗力的语境中，体现为对信息的搜集、分析和利用，通过信息化技术和现代化装备实现对战争态势的实时感知和精确判断，从而制定出更为精准的作战策略。习近平强调，“现代战争中，制信息权成为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2]，要坚持“把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作为突破口”，着力提高精确感知、精确指挥、精确打击、精确评估等能力[24]，以“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25]。可以说，信息支援部队、网络空间部队等战略性兵种的全新打造和调整组建是其最形象彰显。再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军事思想十分重视军人战斗精神的培养，如无畏、勇敢、尚武等内在品质。这也是新质战斗力生成的重要元素。面向新时代，习近平认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要“发挥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6]16，强化对军人政治品质、精神风貌的塑造和培育，激发其顽强的战斗意志和爱国热情，提升军队的整体凝聚力和战斗力。
由此见之，新质战斗力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军事思想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当代的互存互动中呈现出文化逻辑上的思维贯通和要素趋同，从而“让一切战斗力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源泉充分涌流”[26]，在新时代的时空境遇下共同推动着现代军事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对此，习近平曾深刻总结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27]，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28]，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8]313。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29]，尤其要深度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充分吸取其有益精华，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各项工作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可以说，新质战斗力的理论谱系形成，是习近平以宽广的视野和深邃的思考，在深入推进“两个结合”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军队作战力量的本质把握和规律揭示。换言之，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正是流自源出、植根其中，它的生成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并且在历史的演进中实现了对“军事思想”的传承和弘扬。
（三）历史积淀：对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军队战斗力历程的探索与总结
“历史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30]，不仅“述录先人的开拓”，还“启迪来者的奋斗”[31]。中国共产党强军兴军的历史，它真实地记录了“人民军队一路走来，紧跟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步伐，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不断提高，威慑和实战能力不断增强”[6]4的生动图景，既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成败与得失，又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和汗水，是新时代推进军队战斗力新质生成的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强军兴军的历史，实质上也是一部百年大党不断推动人民军队战斗力演进发展的历史。因此，解放和发展军队战斗力、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在运动发展的时空下不断探索的历史性课题。换言之，如何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从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和波谲云诡的全球风云中锻造出一支具备新域新质作战能力的现代化军事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独特而重大的命题。为了科学解答这一历史命题，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实践样态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为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的生成提供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深邃的智慧启迪。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立足中国革命和武装力量建设与发展的现实境遇，提出了军队的战斗力问题。1938年10月，党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的号召，指出：“全民族的第三个任务，在于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整理现有军队，增编新的军队，为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北而战，停止敌人进攻。”[32]612可见，在严酷的斗争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强大的“革命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6]2。为了更好地增强军队战斗力以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党科学分析了战斗力的生成和发展要素，并提出了科学的方法策略。对此，毛泽东曾指出，战斗力是由人、武器以及人与武器的社会组合方式（体制编制、作战编成等）融合生成的有形物质机体，在其运动功能和发展过程受多种要素影响[33]。在他看来，“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34]811“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35]500“中国解放区的军队一旦得到新式武器的装备，它就会更加强大。”[34]1041“编制改变了，使红军在组织上增加了力量。”[36]101基于此，党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场域中，从训练、教育、管理等生成要素制定了各种政策，以此优化军队战斗力的构成要素，推动军队的战斗力深入发展。如“必须在大后方建立可能的军事工厂，并提高制造能力，接济前线的枪械与弹药……第四，就现有物质基础改善士兵生活，在连队中组织经济委员会……提倡自觉纪律，废止打骂制度……加紧教育训练，以利持久作战。用这一切办法，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32]612可以说，这些重要决策的实施，对于人民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言，“所有这些，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成为不可战胜的苏维埃武装力量”[36]101。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若干部队存在的军事素质差、战备观念弱等现象，毛泽东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纪律废弛现象的指示》中详细分析了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并提出了纠正的办法，要求“各部队严格遵守执行”[37]。这充分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军队战斗力的建设。总而言之，这些创造性实践为新时代人民军队战斗力的质变跃迁有效累积、创新和生成了丰厚的历史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党科学提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38]132，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科学依据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战斗力建设及若干历史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和深入思考，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队的军政素质，增强人民解放军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39]417。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指出，要“坚持人民解放军建设的基本原则，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不断发展现代化的因素；实行精兵政策……把重点放在发展武器装备和提高人的素质上，实行科学编组，使人和武器更好地结合起来”[39]417。在此基础上，1988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进一步强调，“必须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改革和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战斗力标准来统筹各项工作，理顺内部关系，解决各种矛盾”[39]419。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战争形态与军事理论发生深刻变革，国家安全领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面对这样的新形势，如何提高我军战斗力，确保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宁，成为党在这一历史时期亟需攻克的重要课题。在这世纪之交充满复杂性和多变性的历史交汇点，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领导人深刻认识到科技在军队战斗力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一以贯之地把“科技”引入军队战斗力建设视野，同时更加注重科技向战斗力的转化和生成。为此，他们要求把全面提升科技实力和科技人才建设置于新时期军事变革之中，不断组织科技兴训、科技练兵，从而提高了自主创新和核心军事能力建设，推动科技成为军队战斗力建设与发展的强大引擎。简言之，“科技兴军”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为培育军队战斗力新的增长点创设了必要场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科学把握强国强军时代新要求，在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新局面中始终坚持以政治建军为根本、以改革强军为动力、以人才强军为支撑、以依法治军为保障、以科技强军为基础、以能打仗、打胜仗为目的，“按照体系融合、全域支撑的战略要求”[16]，推进新时代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建设与发展实践在长时段的历史纵深中和广大宏阔的时代背景下不断走向深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创新战斗力标准的理论与实践，系统构建了以战斗力为根本标准的现代化军事力量体系，在革命性改造和时代性重构的有机统一中探索出中国特色的“强军胜战之道”，从根本上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怎样建设国防和军队”之问，不仅取得了许多标志性、开创性、历史性重大成就，还进一步指明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军队战斗力新质生成的发展方向和实践进路，创造性地提出“新质战斗力”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形成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正如习近平所说，“人民军队已经由过去单一军种的军队发展成为诸军兵种联合的强大军队，由过去‘小米加步枪’武装起来的军队发展成为基本实现机械化、加快迈向信息化的强大军队”[6]4，“实现了人民军队组织形态的整体性重塑，迈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军事力量体系的历史性步伐”[6]12。新的历史方位下，“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要加快发展先进装备，加紧培养专业人才，加强针对性对抗性训练，推动新质战斗力加速提升”[2]。进言之，只有“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40]，才能超越历史语境历久弥新，推动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实现新质的变迁跃升，以新的组织形态、作战方式及其卓越效能，为中国共产党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及文明等要素上建构中国自主范式的知识体系和文明形态，提供坚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三、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41]
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思想史上的鲜明理论标志，其科学军事观和方法论是在系统回溯百年大党解放和发展军队战斗力的历史图景、科学把握世界军事力量发展新趋势的现实境遇中孕育形成。可以说，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内容全面深刻、发展脉络清晰，不仅以独特性视角考察了战斗力生成与演进的内在逻辑，而且深入剖析了新质战斗力的核心要素及其生成机制，从而创造性地回答了“新质战斗力是什么”“生成新质战斗力为什么”等时代之问，还在理论与实践的融通互筑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既为新时代新征程国防科技创新与军事力量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国情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军队战斗力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具有深厚的底蕴和时代价值。
（一）理论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实现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在人类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熠熠生辉，其诞生具有变革性的深远意义。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既在解释世界中阐明战争和军队同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暴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基本问题，又在改造世界中揭示无产阶级建立和发展独立武装力量的重要作用、策略方法和发展趋势，不仅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军事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还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研究和解决军事问题、推动无产阶级军事力量发展与壮大的行动指南。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因此“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42]45。显然，随着时代条件的深刻变革与战争形态的不断演变，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也必须与时并进、开拓创新，才能科学地回应时代课题，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在新时代新征程的时空脉络中结合党的军事创新理论与强军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变与不变”的内在逻辑进行细致剖析和深度研究的独创性成果。可以说，这一科学理论不仅合理承继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基本观点、方法原则和价值追求，还兼顾中国历史文化情景和现实语境，把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更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将具体内容转换成军队战斗力建设与发展的智慧，在引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军队锻造成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世界一流军队的历史进程中，创造性地以新时期强军兴军的历史实践为切入点，提出新质战斗力的新概念，打造军事理论新命题；创造性地揭示“新”与“质”的内在机理，阐明新质战斗力的理论内涵，拓展军事理论新视阈；创造性地剖析新质战斗力生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深化军事理论新认识；创造性地建构“强军胜战之道”，明确新质战斗力提质增效的实践路径，开辟军事理论新境界；等等。据此可见，这一思想论域的核心解释框架与整体言说语境以其原创性的话语形式和独特性的表达方式，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以全新的理论形态和时代意蕴，推动它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创造性地成为具有元叙事意义的概念范畴，使其理论面貌、思想旨蕴的广度、宽度和深度日益拓展、更具中国化时代化[43]。
(二)实践意义：为新时代新征程国防科技创新与君睡了高质量发展指明前进方向
科学的理论是客观的物质实践的凝练与升华，同时又以其内蕴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反作用于客观实践，发挥出积极的导向与启迪作用。如同列宁所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44]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的重要论述源于新时代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是引领传统战斗力不断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不断孕育和形成的科学理论。它以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的思维理念，对新时代新征程的国防与军队建设产生更富有创新性的历史变革。概而论之，这种创新性变革主要在中国国防科技创新与军事力量高质量发展的双重维度上得以彰显。从前者看，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国防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5]172，充分发挥科技对军队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推动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国防科技领域仍然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尚待提升，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仍遭受着“牵鼻子”“卡脖子”等现实困境的制约。在这样的境遇下，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的提出不仅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还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在打造新质战斗力增长极新的发展理念下，必然要求“增强创新自信，坚持以我为主，从实际出发，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原始创新”，必然要求“要把握新兴领域交叉融合发展特征，加强集成创新和综合应用，推动形成多点突破、群体迸发的生动局面”[3]，实现科技创新与军事力量的深度融合。由此见之，新质战斗力作为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创新与应用的“风向标”和“检验器”，不仅体现其整体发展趋势，更推动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的孕育和发展。从后者看，新质战斗力的提出与新的时空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生成的一般规律相契合，这种契合，不仅体现在新质战斗力与新质生产力的高效融合与双向拉动上，更有助于科学地构建自主自强、开放融合且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同时这一创新生态的打造，将深入推进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促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作战力量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和成果，在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历史演变中赢得发展的主动权。进言之，在推进军事力量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新质战斗力不仅作为一种新兴势能，为军事力量的质变跃升注入新的活力，更代表着一种新的生长点，引领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与发展朝着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奋勇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力量保证。
（三）世界意义：为国情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军队战斗力建设提供中国方案
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剖析了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有机体，其中个性又寓于着共性，特别是某一军队的状况和它的战斗力发展的命题，一直以来都是阶级社会中敌对的国家、阶级和社会政治集团之间解决对抗性矛盾的重要主题。可以说，这些议题深刻反映了军事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阶级利益中的重要作用。正如习近平所言，“任何一个国家要真正强大起来，没有坚强的军事实力作后盾是决然不行的”[38]133。因此，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的重要论述不仅指明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与军事力量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方向，还内蕴着世界范围内各国关于军队战斗力建设的普遍性意义。历史也恰如马克思所洞察的那样，“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45]。正是基于对世界军事发展史的深刻凝思，以及“两个大局”的科学研判，习近平深入总结了古今中外军队战斗力建设与发展的经验教训，在绵延至今、从未中断的东方文明古国中成功探索出一条厚植中国实践、彰显民族特色、昭示民族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的“强军胜战之道”，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可以说，这一话语体系既通过本土学说的思想争鸣相辩相成，又通过对外来文化的涵容与转换，始终处于“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动态演进过程，指引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之治”的时空维度中围绕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等重大命题进行了独创性探索，这一话语体系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战斗力”、推动其新质生成的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而且成功推动了“世界之问”向“中国智慧”的场域转化和话语生成，给各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思路，并明确了新质战斗力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建设目标。总之，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从“‘世界方案’中寻找‘中国问题’解决方法、以‘中国方案’为化解‘世界问题’提供智慧”[46]，在世界场域与中国实践互构中展现出理论上的共通性和行动上的协同性，使其叙事构成与思想意蕴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情境下更具世界性意义和文明价值，为全球各国尤其是后发国家的军队战斗力建设提供了可资镜鉴的中国方案。
四、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的实践进路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7]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的生成和出场，虽然植根于中国特定的地域空间及其在此孕育而出的历史文化沃土之上，但是有着超越世界历史普遍交往的地域、框架束缚的文明意义和时代价值。它既为新时代新征程国防科技创新与军事力量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又为世界各国的军队战斗力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革命不断变革全球军事力量、重塑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变动时局下，谁走好了释放创新动能的“先手棋”，谁就能充分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谁就能赢得国家安全发展的主动权、占据未来军事斗争的制高点和显著优势。进言之，加快形成新质战斗力，深刻关系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正如习近平所言，“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没有安全保障”[38]133。如今，在“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时空境遇下擘画“伟大梦想”的宏伟蓝图，既要科学领会和深刻把握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生成逻辑和时代价值，也要致力于推动这一科学理论在强军兴军的物质实践中得以不断深化并真正落地生根。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在根本原则上，加快形成新质战斗力，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在血与火的斗争淬炼中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35]547 胡锦涛也曾强调，“忠诚于党，就是要自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指挥”[48]。在长时段的历史纵深中，正是基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人民军队才能“紧跟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步伐，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不断提高，威慑和实战能力不断增强”[6]4 。可见，在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解放和发展军队战斗力的必由之路。历史新时期，新质战斗力的形成和发展，同样要一以贯之地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不仅确保军队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还能够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政策支持，从而有效集中、调动社会各种资源，推动其战斗力在新质生成的历史演进中发挥“主心骨”和根本保障的关键效用。正如习近平所说，“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6]14。尤其是面对当前“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49]的新形势，既要“全面加强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确保军队新质战斗力的孕育与发展沿着科学方向不断前进，也要着力健全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体制机制，增强相关制度机制的系统性和操作性，确保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使党的决策得到有效贯彻与落实，从而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不断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50]。概言之，只有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不断克服复杂环境中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为新质战斗力的加速形成和创新发展提供根本的政治保证和良好的发展空间。
（二）在支撑载体上，加快形成新质战斗力，必须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质战斗力作为人工智能场域中孕育形成的一种新型战斗力质态，实质上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和支撑的战斗力，而创新要素建构的前提在于高质量的科技供给。因此，新质战斗力的生成和提高既离不开科技本身的发展与进步，也离不开其载体——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方面，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深刻昭示了科学技术是军事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技进步不仅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军事发展走向，全方位、根本性地推动着军队战斗力建设的历史进程。可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是推动旧战斗力体系要素消亡和新战斗力体系要素构建的主要力量，大大缩短战斗力生成和提高的周期，促进新质战斗力的飞跃”[5]171。换言之，没有科学技术的创新突破就没有新质战斗力的历史生成。因而，新质战斗力的培育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习近平曾深刻指出，“科学技术是核心战斗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把科技创新这个强大引擎发动起来”，“提高创新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5]163-170。基于此，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的重要论述，构建新质战斗力建设的内在支撑，一是要“聚力国防科技创新、原始创新”的鲜明导向，制定“加速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加速武器装备升级换代和智能化武器装备发展”[5]41等战略规划，明确新的历史起点上国防科技创新的目标方向和重点领域，从而破解核心技术的瓶颈和难题（如芯片制造、生物医药、航空发动机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8]35，“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51]。二是积极创新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同战斗力生成模式实现深度融合，加速科技向战斗力转化。由此，着力打通束缚新质战斗力发展的卡点堵点，推动其走向深入、实现持续提升。另一方面，为加速新质战斗力的形成与发展，既要坚定不移推进科技创新，又要在科技创新的驱动下，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以构建自主自强、开放融合、充满活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可以说，现代化产业体系代表了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等诸多优势和特点。它不仅为新质战斗力的生成提供物质和技术基础，同时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升级等方式，为打造新质战斗力增长极提供强大的支撑。对此，习近平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52]。当前，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一要“加强军地战略规划统筹、政策制度衔接、资源要素共享”[8]56，尤其是要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军事革命的发展机遇，优化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和布局，以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进而深化新质战斗力的高质量供给、提升作战效能，实现军队战斗力的不断跃升。二要不断强化新兴领域的引领功能，构建同新兴领域发展相适应的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在实现新兴领域能力及其发展效益整体提高的基础上充分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总而言之，新质战斗力的内在支撑在于创新，而其依托载体则是产业，只有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才能为其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源泉，进而不断推动战斗力的新质生成。
（二）在实践主体上，加快形成新质战斗力，必须锻造和培育新型军事人才方阵
人是物质活动的主体，是军事实践的能动者和参与者，是战斗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因而人的发展对于军队战斗力的解放和发展具有纲举目张的重要作用。由此，战斗力构成要素的核心是人，那么新质战斗力的生成和发展，也将意味着对人才的需求有更高地提升。可以说，“人才资源是强军兴军的宝贵战略资源”[42]385，不断对战斗力的各要素“赋能”，形成克敌制胜的最优解。无论是国防科技进步与产业优化，还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抑或是军队“生产关系”的变革，都植根于人才资源的深厚积淀，这既是其实现的基础条件，也是不可或缺的前提要素。尤其是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加速演变，世界军事竞争日趋激烈，不仅战争制胜观念、制胜要素、制胜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而且军事理论、武器装备、组织形态也发生深刻变革。这些革命性变化，都客观要求必须加快军事人员现代化，锻造和培育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新型军事人才方阵，发挥人才对强军事业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习近平深刻洞察科技之变、战争之变的内在机理，指出：“强军之道，要在得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53]这一原创性论述的历史出场，不仅科学指明人才的重要性，还为军队战斗力的新质生成提供了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具体来看，其一，加快形成新质战斗力，要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构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并以此为基点“加快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高水平战略管理人才”[5]40-41，从而畅通科技、教育、人才的良性循环，打造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其二，加快形成新质战斗力，必须要“深化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突出政治标准和打仗能力，深入解决选人用人突出问题，把强军事业需要的人用起来，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岗位上”[42]385，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具有军事职业比较优势的人才制度体系，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良好环境，让人才活力充分迸发，促其为新质战斗力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注：本文刊发于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7月第26卷第4期